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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技术-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国际乒联员工降薪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上次危机美国总统作出“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而这次危机发生前,两任总统都承诺提高住房自有率。欧盟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税收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社会福利安排出现过度化倾向,但绝大部分政治家难有决心和胆量压缩福利。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对这个问题,桥水投资基金的戴利欧先生在“和谐的去杠杆化”一文中,对政府和民间的去杠杆化过程做了精彩描述。文章认为,每隔70年左右的一次高负债都伴随着一次经济危机(见图3),在这期间工资增长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负债增长都大大超过税收能力。(在1995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发布的《国家住房战略》中,克林顿提出:“要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4年10月小布什在华盛顿竞选连任的演讲时提出:“任何一个家庭搬进自己拥有的房子都会感到美国比其他国家强”。)

大國的宏觀政策都是有很強外部性的,2008年四萬億大規模刺激計劃間接救了美國。如果這次中國不跟,特朗普大選懸了,更溫和的拜登就有希望了。當然擅長自毀長城的特朗普留在任上,對中國未嘗不是好事。

1、《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大有可為》,2018年7月24日

學術點講,這是囂張的美元霸權,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通俗說就是存粹耍流氓。大家知道美元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佔63%,其中 ,中國(大陸)外儲3.1萬億美元,日本1.2萬億美元,沙特阿拉伯4866億美元,印度3972億美元,韓國3853億美元,巴西3583億美元。

9、《任澤平: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啟動「新基建」》,2020年3月3日

3.本項研究的基本邏輯是歷史的周期率。我們認為,周期性是歷史變化和自然界的本質特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特點。歷史在時間跨度足夠長時會不斷重複自己,經濟社會發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現為繁榮與蕭條的交替,但這種交替只是分析問題的起點。本項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試圖發現在兩次繁榮蕭條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和相似程度,更準確地說,這項研究是試圖理解兩次危機發生前技術和經濟背景的類似性,刻畫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行為和大眾心理的特徵,描述兩次危機的宏觀發展軌跡,從而為應對危機的決策提供依據。(參見《資本論》關於經濟周期的描述。)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採取更為寬鬆的貨幣信貸政策。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金融放鬆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在經濟泡沫導致消費價格上漲的壓力下,貨幣當局不得不採取緊縮貨幣政策,從而捅破了泡沫,改變了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使得遲早發生的事終於發生(見圖4)。兩者的主要區別在於,1929年大蕭條還沒有明確的宏觀經濟理論指導,而本次金融危機則是宏觀經濟政策長期服從於政治選舉目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貨幣當局對宏觀經濟形勢都缺乏準確的理解,大蕭條時期美聯儲的決策者基本沒有總需求管理的意識,而這次美聯儲則對已經全球化的世界經濟與美國作為儲備貨幣國所應該執行的貨幣政策認識很不到位。

5、第三次全球大危機已經來臨。幸運的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作者帶領團隊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去槓桿,精準拆彈,力挽狂瀾,提前樹起了籬笆,保障了我國金融安全。這都展示了其專業素質和豐富經驗,以及在重壓下堅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亂注意將。中美貿易摩擦一戰打的也漂亮,順勢推動了久拖不決的改革開放,國有將相。

5、《遭遇亞洲金融風暴、特大洪水災害:1999年轉危為機改革啟示》,2020年2月18日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文/劉鶴本文原載於《比較》2012年第5期

值得重視的是,我們要做好應對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準備。面對歐美疫情大流行,中國出口訂單將大幅下滑,因此,國內控住疫情后,應擴大內需,新基建、減稅等都十分必要,否則企業沒有訂單,就會裁員,就業問題會出來,現在已經有苗頭了。

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邏輯

不同於「離場論」「洗洗睡」的過度悲觀派,以及「全面超美」「厲害了」的盲目讚歌派,我們一直保持對中國經濟的理性分析和建設性研究。

7、《全球大瘟疫、金融海嘯和新基建》,2020月3月1日

如果中國能推動以新基建和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擴大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改善收入分配和社會治理,國運來了。

文 任澤平3月18日美聯儲祭出了終極武器:直接購買商業票據。對美國這完全是飲鴆止渴,對中國乃至全世界這是赤裸裸的剪羊毛,甩鍋。

12.岳西川、張衛星譯,《美國曆屆總統就職演說》,中央編譯出版社。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2012年欧债危机持续发展,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民意普遍左转,民族主义和极左、极右势力明显抬头,大选之年政府不得不迎合民意,许多有利于债务问题解决的政策难以实施,欧债风险迅速上升。)

1.人口結構不同。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對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會產生重要的作用。大蕭條期間的人口年齡較輕,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機發生的時候,人口的年齡已大大提升,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齡因素造成勞動力的市場適應性減弱,人們更樂於維持現狀而不是變革。(以美國為例,1929年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5.3%,2007年則佔12.6%(數據來源:美國國家統計局)。)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採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1929年大蕭條之前,柯立芝總統實行了以放任自流着稱的經濟政策,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基本保持緘默,金融利益集團也對放鬆監管、推動金融自由化發揮了巨大影響。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首先集中在電力行業和汽車行業,自由競爭使主要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和壟斷程度大幅度提高,勞資對立由於經濟繁榮得到一定緩解,而弱勢的農業相對衰退,埋下了產業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經濟投機性增強等種種隱患。但不管怎樣,經濟的放任自流政策創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在本次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在強大的產業和金融利益集團作用下,從克林頓到小布殊政府也都採取了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際的經濟放任程度和對監管的放鬆接近甚至超過里根政府的做法。在此期間,新技術的推廣應用使信息通訊產業和互聯網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房地產業的繁榮已經出現,美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繁榮,人們樂觀地認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商業周期已經不復存在。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着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後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係。十分明顯的是,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製造業的衰落,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已經無法適應產業結構的快速變化,過度負債的經濟模式已經充滿風險(見表1、圖1)。

2.在一些自然科學領域,理解和判斷往往在實驗室進行,而社會科學沒有研究實驗室,當統計數據不充分、研究對象又十分泛化時,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進行歷史比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氣候變化長周期一樣,在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只要時間的跨度足夠大,也會發現歷史的重複現象或者相似之處。令人欣慰的是,這兩次危機之間實際間隔約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蕭條之前的歷史背景時間,可用於比較研究的時間超過百年。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內,發生了兩次重大的技術革命,人類也經歷了兩次最大的繁榮與蕭條的更迭,這使得這個寶貴的時間成為進行比較研究最難得的實驗場所。(自然科學中,一些學科也無法通過實驗室驗證,比如宇宙天體學、氣候學、生命科學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資本主義世界存在以固定資產投資為驅動的大約45~50年的經濟周期。熊彼特1939年提出,以技術創新為驅動存在大約48~60年的經濟長周期。范杜因在1979年的《經濟生活中的長波》中提出,技術創新具有壽命周期,並將長技術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弗里曼在1982年的《失業與技術創新——關於長波和經濟發展的研究》中,着重從技術創新擴散與就業關係的角度對長技術周期進行了分析。)

3、《大時代——2020年宏觀展望》,2020年1月6日

11.[美]哈羅德·埃文斯、蓋爾·巴克蘭,《美國創新史》,中信出版社。

2、12年前,2008年美國自己搞出來次貸危機,並牽連其他國家,蔓延成國際金融危機,推出了3輪QE,包括大規模購買商票,救助華爾街金融機構和過度消費模式,再次把禍水轉嫁給世界其他國家,中國也是最大的。當時甚至美國還流行一種觀點:是中國高儲蓄、高外儲主動把錢借給美國,才導致美國流動性過剩,引發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

四、三點政策思考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穫,也受到很多啟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裏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中國外債規模很低,沒必要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儲,降到1.5萬億基本夠用了,沒必要為美國過度消費和舉債融資,過度持有隻有零點幾利息的美國債券。而且中國吸收了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東南亞國家的教訓,一直對短期資本賬戶開放十分謹慎,關鍵時期可以動用臨時資本管制。

簡單說,美國直接把由於疫情和金融危機導致的損失向全球分攤,中國又是最大的,這是十分不負責任的。情景是不是很熟悉?

2、《該出手了,財政優於貨幣:2020年政策建議》,2019年12月6日

21.2007年以來的部分《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07年以來的部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17.[美]羅伯特·希勒、喬治·阿克洛夫,《動物精神》,中信出版社。

6.[美]比爾·布萊森,《萬物簡史》,接力出版社。

7.[美]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海南出版社。

2009年3月溫總理在「兩會」中外記者會上表示,「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說的已經非常委婉和客氣了。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反觀美國國債2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卻只有440億美元!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面對超高的負債率,先是在財政上採取緊縮政策,去槓桿化進程開始,隨後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通過貨幣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而後,在經濟未實現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繁榮往往帶來一次虛假復蘇,但很快會遇到經濟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蕭條中是這樣,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美國金融危機一度出現緩解,但歐債危機卻出乎意料地全面惡化,系統風險迅速上升,全球經濟可能由此進入第二輪危險期。同樣,當國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向外部轉移和推卸責任。危機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過程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點,大危機一旦發生就註定是一個較長的過程。上次大蕭條最極端的情況是希特拉通過民選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衝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見圖5)。

7、我們在2020年初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提出「我們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引發社會各界大論戰和資本市場較大反應。

6、如果你干正確的事,運氣就會在你這邊。這一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和金融危機,對中國可能蘊藏重大戰略機遇。中國國運真好,本來中美貿易摩擦,美國開始遏制中國,新冷戰。但現在,美國一開始麻痹大意,現在疫情爆發,金融市場恐慌,自顧不暇,特朗普這次大選自身難保。油價暴跌打擊美國頁岩油產業,而中國作為最大的原油進口國,最受益。美聯儲大放水,中國搞新基建,高下立判。你說,這時候要不要賣點美債,間接干預一下美國大選?

恆大研究院「疫情與新基建」相關研究報告:16、《美聯儲all in:飲鴆止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2020年3月17日15、《中國新基建研究報告》,2020年3月16日14、《我們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邊緣》,2020年3月15日13、《全球歷次大瘟疫:起源、影響、應對及啟示》,2020年3月11日

本次危機爆發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這次危機可能延續的時間、可能產生的深遠國際影響和我們的對策。從2010年起,我們開始啟動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等單位的研究人員參加,這些單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報告,本文是此項研究的總報告。總的看,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之一。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危機頻繁發生,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其中蔓延最廣、破壞力最大的兩次,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內生矛盾積累到無法自我調節程度后的集中爆發。

三、兩次危機的共同特點通過比較研究,關於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於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十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中國這次應對疫情是加分的,在抗擊疫情和恢復生產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國的成功經驗為全球點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面對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藉機推動了改革開放,展現大國氣質。

1、3月16日美聯儲all in 「零利率+7000億美元QE」,這7000億QE購買的還是國債和抵押貸款證券。18日美聯儲直接繞開商業銀行購買商票,即企業短期無擔保商業票據。而且財政部還給加了個保險,向美聯儲提供100億美元的信貸保護。

【參考文獻】1.[英]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凱恩斯傳》,三聯書店。

19.[美]阿米蒂·什萊斯,《新政vs大蕭條》,中信出版社。

5.[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北京出版社。

4、對美國自身而言,我還是那句話,完全是在飲鴆止渴。美歐金融市場雪崩,疫情只是導火索,根源是貨幣長期超發的經濟、金融、社會脆弱性。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至今,12年過去了,美國歐洲主要靠量化寬鬆和超低利率,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債務槓桿上升、居民財富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政治觀點激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美國面臨股市泡沫、企業高債務槓桿、金融機構風險、社會撕裂四大危機。歐洲、亞洲等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從金融周期的角度,這是一次總清算。

6、《是該啟動「新」一輪基建了》,2020年2月28日

8.德尼茲·加亞爾等,《歐洲史》,海南出版社。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衝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框架下,各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貨幣制度以紙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替代了傳統的金本位制度,資本市場開放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資現象比較普遍,跨國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單個國家的利益和其他國家的利益更加交融。雖然會有保護主義的思潮和損人不利己的種種行為出現,但是這些做法將損害本國政府、企業和居民利益,因此將是短命的。(1928年全球貿易佔世界GDP的16.7%,2007 年則佔51.6% (數據來源:商務部網站)。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1980年總額為5 190億美元,2007年達到18 330億美元,年均增長5%,高於同期全球GDP 3.4%的增長率(數據來源:IMF網站,Wind數據庫)。)

3.發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發生了進化。大蕭條后,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另外,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基於對上次大蕭條的認識,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都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因此,本次危機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損害還沒有達到上次大蕭條的程度。

9.[美]卡門·萊因哈特、肯尼思·羅格夫,《這次不一樣?》,機械工業出版社。

4.歷史重複自己有線性方式,也有非線性方式,有符合邏輯的精準變化規律,也有邏輯不清的意外變化,甚至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歷史困惑,這一切既是進行這項研究的迷人之處,也是它的難點所在。在下面的報告中,我們將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歸納兩次危機的不同點,試圖總結出兩者的共性特點,並得出初步的政策結論。由於歷史事件和比較的對象極為宏觀,可以用於翻閱資料和進行數據比較的研究時間十分有限,我們的描述選擇了較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點是「是什麼」而不是「為什麼」。即便是對「是什麼」的描述也十分困難,因此這項研究大綱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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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20年,我們形成了一套分析經濟形勢的框架體系(參考《大勢研判》《新周期: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與實戰》《房地產周期》),先後預測了「新5%比舊8%好」「5000點不是夢」「改革牛」「海拔已高風大慢走」「一線房價翻一倍」「新周期」。

10.[美]本·伯南克,《大蕭條》,東北財經出版社。

18.[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6.[美]拉斯·特維德,《逃不開的經濟周期》,中信出版(300788,股吧)社。

12、《任澤平:我們正處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邊緣,「新基建」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2020年3月10日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8、《任澤平: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2020年3月2日

11、《新基建、減稅,錢從哪來?赤字率該破3就破3!——2020年財政政策建議》,2020年3月9日

4.[美]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1929年大崩盤》,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3.[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

3、要防止美國通過貨幣放水和美元貶值剪羊毛。我們建議未來應適當拋售美債,減持美元資產,在全球大規模買入黃金、石油、天然氣、鐵礦石、土地租賃權、農產品(000061,股吧)、海外高科技公司股票等。

美國這麼搞,貿易保護,貨幣大放水,政治被民粹主義綁架,貨幣被政治綁架,是在走火入魔,自廢武功。現在美國已不再是燈塔,開始黯淡了。我們這一代人要放棄幻想,有清醒的認識。

5.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上次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欠發達國家受到嚴重的外部震蕩,但只有消極接受的無奈,沒有力量拉動全球經濟回升。而本次危機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現了結構性變化,在發達國家內需下滑的時候,世界出現新的經濟增長發動機,這些國家的巨大需求對經濟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經濟危機可能從中心擴散到外圍,但是從外圍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1929年美、歐、日以外的亞非拉國家GDP合計佔世界GDP的23.3%,2010年則佔到42.6%,危機期間的2009年金磚四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達90% (數據來源:《世界經濟千年史》, 人民網(603000,股吧)等)。)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1.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試圖通過歷史比較來理解過去,推測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工作任務之一是應對本輪金融危機,我們希望通過歷史比較使自己的工作獲得主動性。當我們開始進行這項工作后,立刻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對結論的好奇使我們對這項研究工作的興趣全面上升。

15.[美]阿瑟·劉易斯,《增長與波動》,華夏出版社。

二、兩次危機的區別點在提煉兩次危機的共同點之前,十分有必要看到兩次危機存在的巨大區別。非常明顯,兩次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災難的程度不同。從危機爆發初期的情況看,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總量損失和商業破壞要大大超過本次金融危機。但本次金融危機的後續發展演變日趨複雜,美國失業率連續兩年多居高不下,持續維持在9%上下,房價仍在低位徘徊,復蘇過程曲折反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經濟社會政治產生共振,負向反饋,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提高。總的來看,這次危機儘管短期殺傷程度要輕,但調整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深度影響難以估計。歸納起來,兩次大危機有幾點主要的區別:

20.米爾頓·弗里德曼著,《美國貨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10、《任澤平:我為什麼旗幟鮮明倡導「新基建」,而不是四萬億重來》,2020年3月6日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後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佔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台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見圖6)。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最近结束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2.技術條件不同。大蕭條發生在第二次技術革命之後,而本次危機發生在第三次技術革命之後,在兩次技術革命之後,人類技術進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別是在軍事領域,核武器的發展使得主要國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鮮有國家寄希望于通過世界戰爭解決國家利益爭端。相反,核力量造成的「恐怖平衡」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次金融危機是在信息化技術高度發達條件下產生的,這會加重風險的擴散和共振,使這次危機的傳播速度更快、範圍更廣且市場同步波動更明顯。

4、《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與政策建議》,2020年1月31日

13.[美]默里·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上海人民出版社。

14.[美]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宏觀經濟學與方法論」,《社會經濟體制比較》2011年第6期。

面對不斷超發貶值的美元,可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長周期理論認為,技術創新引起繁榮,繁榮又是蕭條的原因,重大的技術革命引起大繁榮,毫無疑問也會引起大蕭條,這是歷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現。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技術革命后發生的,而這次危機則發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後。重大的技術革命總是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程度的解放,這不但改變着生產函數和產生「毀滅」的創新效應,而且每次技術革命都對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國家力量對比產生深遠而根本性的影響。如果生產關係調整滯後於技術創新後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築調整滯後於經濟基礎變化,潛在的危機風險必然加大。對這個問題,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做出過十分到位的描述,康德拉季耶夫也做過大量研究。所不同的是,從技術革命發生到產生危機的時間大為縮短,1870年以後發生的電力技術革命到發生1929年的危機間隔了60餘年,而1980年以後發生的信息技術革命與本次金融危機之間只隔了30餘年。其警世意義在於,今後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後,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以電力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第二次技術革命開始於1870年,到「二戰」結束。以電子計算機、原子能技術、航天科技(000901,股吧)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開始於1945年,1978年IBM推出個人計算機,開啟了以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為驅動力的信息和新經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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